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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本文編譯自美國頂級科技媒體《連線》，作者是 Clive Thompson。從原文的標題《靠山寨起家的中國何以變成創新的國度》，我們看到“中國創新”正在顛覆海外人們心中長久以來“山寨之國”的印象。而從文章選取的事例和角度，我們又能看出，中國到底在哪些方面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注意、贊美和恐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將中國比作“圣城”，一個創業的理想國度。
年輕的程序員閃現出一個新念頭，興奮地宣揚后，周圍的人有些嗤之以鼻。他剛畢業不久，在一個名叫YY的在線視頻直播網站做軟件開發。這是一家位于珠三角的公司，每月在線用戶過億。主播們在網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戲以及脫口秀，引得大量觀眾與之互動。
這位程序員覺得YY這些玩法有點舊了，該嘗試一些新東西了——在線相親直播，一款類似電視婚戀交友節目的服務。主播創建一個在線相親室，邀請單身男女進入，引導他們相互提問，說不準哪一對就成了。
這個主意讓公司的高管們有些遲疑。在老板的辦公室里，一群人爭論不休。
“你確定你想做這個？”CEO開口了，“這個太傻了，人們會用嗎！”
這位程序員一再堅持，且毫無退讓之意，一遍又一遍闡述他的想法。
“好吧，那你試試吧！”CEO揮了揮手，算是通過了。
曾經的“山寨之國”
這樣的對話在前些年的中國很少見。一個老生常談的論調是，中國出不了敢于創新的冒險者。盡管這里不缺利潤肥厚的科技公司，但大多是對硅谷企業的模仿，而非從無到有的原創：百度是對谷歌的效仿，騰訊是雅虎的翻版，京東則是亞馬遜的本土版。本土程序員們總是驕傲地宣稱，“絕不比別人差”，可是，他們卻缺少了一件重要的東西：扎克伯格和喬布斯擁有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強驅力。這樣的強驅力來自美國西海岸的一貫信仰——快速試錯，常年試錯，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產品——而這對于經中國正統教育出來的學生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危險的。
多年以來，死記硬背成為高分的抓手，而對于錯誤的懲罰，則讓不少學生不敢輕易嘗試未知的事物。畢業生渴望進入頂尖的大公司，獲得穩定的收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不難理解：中國近幾十年才從貧困中走出來，不過依然有大量的農村和山區仍掙扎在窮困中。穩定成為一種普遍追求的目標。
不過，經濟的突飛猛進，正在逐步瓦解這種求穩的心態，一大批城市里的精英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勇敢。2000年，中產階級，即年收入在9000美元至34000美元(約年收入6萬人民幣至22萬人民幣)的人群，僅占中國所有人口的4%，到2012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口達到了這個標準。同一時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翻了7倍，每年有700萬人從大學畢業。這兩個因素的疊加，讓人們對于冒險有了一定的接受度。
“很多人在20歲多一點就開公司了，剛畢業而已，甚至還有退學的開公司的。”李開復說到。
李在中國很有名氣，為年輕創業做指導，并為他們提供風險投資。
如今的“新硅谷”
如今，一線城市中，人聲鼎沸的并非大公司，而是各種各樣加速器和創客空間，里面蜂擁著雄心勃勃的創業者。他們不再期待來自谷歌或蘋果的offer，同硅谷的同齡人一樣，他們要創造下一個谷歌和蘋果。
只要有想法，也有一些經驗，拿到投資并不是件難事。僅2014年，就有約155億美元(約1000億人民幣)投向創業公司，除了資本，來自投資機構的專業輔導、建議、和規劃也隨之而來。(盡管與美國2014年共計480億的創業投資總額相比，中國仍有比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也對創業大加鼓勵——其專門設立一個規模達65億美元(約400億人民幣)的基金支持創業公司。在經歷了20年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進入增長瓶頸，政-府急于尋找新的增長點。而科技創業正是最好的切入口。
于是，一股新的潮流開始在互聯網及硬件圈席卷。一家叫做小米的手機制造商異軍突起，一款叫做微信的社交軟件迅速風靡，一個個奇跡正引領著中國科技的新航向。這些本土的科技公司懂得人群的喜好，抓得準用戶的心理，再加上中國擁有基于多年為西方企業代工所建立起來的完整的珠三角制造業生態，毗鄰當前發展速度最快的印度和東南亞。所有因素的疊加讓本土企業在與西方的新一輪比拼中占盡優勢，正如小米的崛起，短短幾年時間已躋身全球手機出貨量排名第四的公司，直逼三星、蘋果和華為。
一個新的硅谷誕生了，位在東半球。
第一代“寨主”
細數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1.0階段興起于90年代末：以搜索引擎、電郵、博客、門戶以及阿里巴巴日漸蔓延的在線交易市場為中心。
彼時，中國急缺基礎互聯網工具。而早已發展起來的美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接連受阻，且對于這片新市場水土不服。這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天然的機會，加之很懂互聯網發展初期的網民形態，一批靠模仿起家的本土科技公司應運而生。
十年前，eBay曾試圖占領中國市場，最后以失敗告終，部分原因可以歸咎于對當年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忽視。那時候，網絡對于中國的小商家還是一新鮮事物，能熟練操作的人并不多。而阿里巴巴是怎么做的呢？馬云成立了一支強悍的銷售團隊，教商家如何在網上買東西，于是，這把火開始在全國范圍蔓延，平臺商家直線上升。同時，馬云基于中國普遍的信任缺失，創新了支付方式——用戶把錢事先轉給第三方，在收到滿意的貨品時再確認將錢款匯入該商家的賬戶。由此，平臺衍生出一套自己的信譽機制。
阿里巴巴等公司一躍成為中國互聯網的龍頭老大，正如微軟在90年代之于美國的輝煌。
移動互聯網的紅利
第一批“山寨”公司的成功不僅為后來者樹立了典范，還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網絡基礎設置，為2.0網絡時代的到來鋪平了道路。2010年前后，移動互聯網興起，美團乘勢殺出重圍。
美團是一個基于地理位置，為用戶提供周邊商鋪打折或優惠信息的移動端APP。公司總部的裝飾耐人尋味：就像步入了熱帶雨林，茂密的綠植穿插在工位之間，白色的霧氣不斷從加濕器上方升騰出來。程序員們全神貫注地凝視著各自的電腦屏幕，指尖不斷傳來啪啪的細碎的敲擊鍵盤的聲音。辦公室顯得很安靜，一切如常，只有懸在程序員們頭上的如四人桌大小的液晶屏上的數字在飛轉，“8309”，“8310”，“8311”……這是美團當日成交量的實時播報。這個公司在過去五年時間里飛速成長，2014年在線交易額達70億美元(約450億人民幣)，2015年預計能突破185億美元(1200億人民幣)。
巨額交易數字背后的操盤手是一位身形瘦弱且說話細聲細語的年輕人，他就是王興，一位連續創業者，曾創辦與Facebook和twitter類似的社交網絡。2008年，他注意到Groupon在美國市場的崛起，認定這是一個新的機會。不過，他并不打算照搬美國這套模式。多年的創業讓他發現了Groupon的一個致命點——每單扣除商家50%以上的收入，這使得商家難以為繼。為了吸引客流，商家不得不咬咬牙持續燒錢，一旦停止優惠，客流量便直線下降。也就是說，靠打折招來的客戶大部分是沒有黏性的。
抓住了這個痛點，王興開始發力團購，他將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如何讓小商家與客戶之間保持長久的聯系，而非一錘子買賣”上。同時，為了讓平臺上所有商家賺更多的錢，他只收取交易額的5%作為傭金。
除此，他盡量延長平臺的服務鏈條。用戶不僅可以通過美團購買電影票，還可以直接在線選座位。“到了電影院，你都不用排隊買票，直接去自動售賣機取票就好了，位置是提前選好的，來晚了也留著。”王興說到。
這看似簡單的服務，卻為美團贏得了三分之一的電影票市場。2014年，美團10%的營收來自影院。
為什么服務經濟會崛起
便捷性是中國城市白領最為看中的需求之一。這些人握著高端手機，穿著歐洲的大牌，用支付寶給出租車結賬，去參加北京藝術區的DJ大趴；用大眾點評預定餐廳，并使用微信的位置分享，讓朋友能快找到聚會點；用美圖秀秀自拍，再做做美化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
服務經濟幾乎占據城市白領消費的半壁江山。麥肯錫數據顯示，2013年，生活服務類消費占據總消費額的44%，2022年，這個數字將增至50%。即使在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休閑消費也并未萎縮，美國美林銀行數據顯示：2015年國慶長假的七天里，票房較上一年增長70%，境外游增長36.6%。而所有這些，包括外賣、剪發、美甲、按摩、叫車、訂票等，都可以通過手機來解決。
如果說在1.0時代，網絡將商品交易搬到了線上，那么2.0時代則是將服務也網絡化了。如今，電子商務在中國規模龐大，而增長的天花板還遠未企及。舉個例子，80%的酒店預定仍在線下完成。人們對于將一切搬到網上充滿了熱情，這其中除了出于便捷的考慮，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網絡讓實體經濟變得透明。
這與美國不同。
“在美國，數百年來的商業環境讓公平、平等和透明深入交易的每個環節，”李開復說到，“但中國不是這樣。比如房地產行業，你想要透明，絕不可能。你想買一輛二手車，對不起，這沒有《消費者報告》(在美國享有盛譽，以對汽車等進行權威客觀評析而著稱的雜志)和拉爾夫·納德(美國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國會于1966年9月通過了《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開啟了汽車召回制度)，只有網絡能砍去中間商的圈層利益，重新構建起良性的交易體系。”
交易不透明只是中國面臨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除此，環境污染、不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城鎮化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都為中國帶來巨大壓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正是因為中國的種種弊病才催生了互聯網服務的飛速發展。
當然，科技創業這股掘金潮也造就了中國市場瘋狂而激烈的競爭：無論什么領域，只要開了個小口，數以百計的創業者便蜂擁而入。相比之下，美國社會的競爭顯得溫和一些，比如，兩大在線出行公司——Uber and Lyft——為爭用戶打得不可開交。可在中國，美團需要干掉3000多個競爭者才能坐穩這個行業。在中國，最后的贏家一定是身經百戰的突圍者。王興就是那個幸存者。
如今，王興還做起了天使投資。他投過一家叫做e代駕的公司，提供酒后駕駛服務。去年這家公司去韓國發展了。“因為首爾是這個世上醉鬼最多的城市。”王興說著笑起來了。
硬件之國
互聯網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而與之齊頭并進還有另一個分支——硬件制造。
中國的硬件擁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優勢。這個國家花了30年成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大大小小的電子電器工廠遍布珠三角，從3人的小作坊到100度萬人的富士康，生產的鏈條完整而豐富。在這里，新的硬件趨勢總是第一時間被獲悉。無論是剛研發完畢的傳感器，還是元器件價格的驟然下降，消息如塵土一般，短時間內便能飛散至各個角落。
“在中國造東西比別的地兒可容易多了，” 韓錚興奮地說到，“因為有深圳這個寶地啊。”
韓錚今年32歲，Zepp Labs的創始人，專注于一款運動追蹤器的打造。這款追蹤器可以追蹤用戶在打高爾夫或網球時揮桿的動作，連接手機后，便可以查看相關數據，并將其與專業選手的數據進行對比，以便找出改進的方向。此外，專業教練通過查看數據，可以為其提供相應的練習。
這位創始人曾取得博士學位，并在微軟研究院工作。一流的公司，穩定的生活，做著可能永遠都不會應用到產品上的研發，他有點乏了。辭職，做一款真正的產品，挑戰風險，為自己造夢。于是，有了Zepp Labs。
Zepp Labs很快拿到150萬美元(約1000萬人民幣)的天使投資，在軟件、算法、設計等一切就緒后，接下來面臨的是所有硬件創業者最難的一步，也是坑最多的地方——找工廠生產原型機以及后期量產，尤其是找到富士康這樣具有多年經驗，能將產品的設計進行完美打磨的廠商，難上加難。
可如今，這一步變得容易了。
Highway1是一家位于舊金山的加速器，隸屬于供應鏈巨頭PCH，它在全球挑選硬件創業者，為其匹配最好的工廠和指導，并承擔其可能出現的風險，降低創業難度。
這樣的加速器并非美國獨有。中國自2010年第一家孵化器“新車間”成立以來，從不同角度、不同環節、不同服務幫助創業者成長的機構開始遍地開花。
在機構里，創業者們頻繁碰撞，小步快跑，再結合孵化器提供的融資、市場、生產及渠道等資源，創業變得更輕了。產品開發者只需將其全部精力放在產品研發、打磨和設計上，剩下的，可以由孵化器對其進行眾包。
除了加速器和孵化器，整個制造鏈條還在不斷衍生出新的周邊服務，創新地解決原有的供需真空。
韓錚的這款運動追蹤器在各種資源的助推下，于2012年入駐蘋果全球零售店，活躍用戶超過30萬。
創業圣城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硬件創業中，論起高潮，還得從京郊的幾棟寫字樓說起。這是小米的總部所在地。其CEO雷軍曾擔任金山軟件董事長，作為創業者，他曾創立卓越網，作為天使投資人，他有過諸如YY這樣的成功案例。2010年，他開始發力一片全新的領域，做手機操作系統，并以新的模式來賣手機，所謂的“饑餓營銷”，新手機將限量供應。這讓粉絲為之瘋狂，網絡迅速被引爆。
“我們做硬件，但我們是用軟件的思維在干這個事。每周軟件都會有更新。”雨果·巴拉(Hugo Barra)，小米全球戰略負責人說到。在小米論壇，粉絲的參與度非常高。開發人員任何一條關于產品更新的帖子都能引發10萬條熱議。
事實上，小米正是通過與粉絲在網絡上的頻繁溝通，了解用戶需求，以此打造引人驚呼的產品。小米手機幾乎以成本價出售，其營收主要來自周邊及附加服務，如耳機、手環、系統換膚等。最終，小米將實現以電商的方式獲取利潤，通過將用戶牢牢圈住，讓用戶在平臺上可以買到從衣食到機票的所有物品。
若從更大的視角去觀望，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萬物互聯王國，從燈泡、攝像頭、體重秤到電視、插線板、空氣凈化器等等，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過手機APP進行控制。一旦用戶買了其中的一件，處于便捷，往往會選擇再買小米的產品。小米打造的是一個封閉的硬件花園，外面是一道圍墻。園子里什么花都有，用戶不用走出圍墻去領略春光。
不過，小米并不參與這些硬件的設計和生產，這些是它的生態鏈企業。小米只需尋找優秀的企業，投資他們，要求他們做出蘋果一樣有設計感的產品。
如今，這個生態系統已經初步建成。再回頭看看谷歌，物聯網里值得一提的也就控溫器Nest和安全攝像頭，除此再沒有布局了，相比小米，落后了幾條街。
如今的中國已經有了跟世界一流科技公司正面交鋒的底氣。“蘋果和三星異常焦慮。”資深業內人士Bunnie Huang說到。(三星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份額為21.4%，而同比2012年其份額為32.2%)在他看來，中國手機的增長還受益于毗鄰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度。這也是為什么小米在海外擴張中首先到達的不會是美國，而是貧窮的印度。2015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印度出貨量達100萬臺。
中國的科技企業在為國外老牌科技巨頭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西方的創業者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了。他們頻繁地飛往中國，在硬件或者軟件加速器里面拜會當地合作伙伴，尋找代工廠。一位法國女士去年來到上海，和幾位中國的程序員合作創立一家電商網站，專門售賣針對高端人群高端酒店的法國紅酒。年輕的美國創業者們在位于深圳的加速器HAX里熱火朝天地討論著設計的細節，這里他們可以更為方便和快速地將圖紙上的產品變成活生生的原型機。中國似乎變成了一座圣城麥加，一個人們可以碰撞出火花的理想之地，正如多年前的硅谷……
年輕的程序員閃現出一個新念頭，興奮地宣揚后，周圍的人有些嗤之以鼻。他剛畢業不久，在一個名叫YY的在線視頻直播網站做軟件開發。這是一家位于珠三角的公司，每月在線用戶過億。主播們在網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戲以及脫口秀，引得大量觀眾與之互動。
這位程序員覺得YY這些玩法有點舊了，該嘗試一些新東西了——在線相親直播，一款類似電視婚戀交友節目的服務。主播創建一個在線相親室，邀請單身男女進入，引導他們相互提問，說不準哪一對就成了。
這個主意讓公司的高管們有些遲疑。在老板的辦公室里，一群人爭論不休。
“你確定你想做這個？”CEO開口了，“這個太傻了，人們會用嗎！”
這位程序員一再堅持，且毫無退讓之意，一遍又一遍闡述他的想法。
“好吧，那你試試吧！”CEO揮了揮手，算是通過了。
曾經的“山寨之國”
這樣的對話在前些年的中國很少見。一個老生常談的論調是，中國出不了敢于創新的冒險者。盡管這里不缺利潤肥厚的科技公司，但大多是對硅谷企業的模仿，而非從無到有的原創：百度是對谷歌的效仿，騰訊是雅虎的翻版，京東則是亞馬遜的本土版。本土程序員們總是驕傲地宣稱，“絕不比別人差”，可是，他們卻缺少了一件重要的東西：扎克伯格和喬布斯擁有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強驅力。這樣的強驅力來自美國西海岸的一貫信仰——快速試錯，常年試錯，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產品——而這對于經中國正統教育出來的學生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危險的。
多年以來，死記硬背成為高分的抓手，而對于錯誤的懲罰，則讓不少學生不敢輕易嘗試未知的事物。畢業生渴望進入頂尖的大公司，獲得穩定的收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不難理解：中國近幾十年才從貧困中走出來，不過依然有大量的農村和山區仍掙扎在窮困中。穩定成為一種普遍追求的目標。
不過，經濟的突飛猛進，正在逐步瓦解這種求穩的心態，一大批城市里的精英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勇敢。2000年，中產階級，即年收入在9000美元至34000美元(約年收入6萬人民幣至22萬人民幣)的人群，僅占中國所有人口的4%，到2012年，近三分之二的人口達到了這個標準。同一時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翻了7倍，每年有700萬人從大學畢業。這兩個因素的疊加，讓人們對于冒險有了一定的接受度。
“很多人在20歲多一點就開公司了，剛畢業而已，甚至還有退學的開公司的。”李開復說到。
李在中國很有名氣，為年輕創業做指導，并為他們提供風險投資。
如今的“新硅谷”
如今，一線城市中，人聲鼎沸的并非大公司，而是各種各樣加速器和創客空間，里面蜂擁著雄心勃勃的創業者。他們不再期待來自谷歌或蘋果的offer，同硅谷的同齡人一樣，他們要創造下一個谷歌和蘋果。
只要有想法，也有一些經驗，拿到投資并不是件難事。僅2014年，就有約155億美元(約1000億人民幣)投向創業公司，除了資本，來自投資機構的專業輔導、建議、和規劃也隨之而來。(盡管與美國2014年共計480億的創業投資總額相比，中國仍有比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也對創業大加鼓勵——其專門設立一個規模達65億美元(約400億人民幣)的基金支持創業公司。在經歷了20年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進入增長瓶頸，政-府急于尋找新的增長點。而科技創業正是最好的切入口。
于是，一股新的潮流開始在互聯網及硬件圈席卷。一家叫做小米的手機制造商異軍突起，一款叫做微信的社交軟件迅速風靡，一個個奇跡正引領著中國科技的新航向。這些本土的科技公司懂得人群的喜好，抓得準用戶的心理，再加上中國擁有基于多年為西方企業代工所建立起來的完整的珠三角制造業生態，毗鄰當前發展速度最快的印度和東南亞。所有因素的疊加讓本土企業在與西方的新一輪比拼中占盡優勢，正如小米的崛起，短短幾年時間已躋身全球手機出貨量排名第四的公司，直逼三星、蘋果和華為。
一個新的硅谷誕生了，位在東半球。
第一代“寨主”
細數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1.0階段興起于90年代末：以搜索引擎、電郵、博客、門戶以及阿里巴巴日漸蔓延的在線交易市場為中心。
彼時，中國急缺基礎互聯網工具。而早已發展起來的美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接連受阻，且對于這片新市場水土不服。這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天然的機會，加之很懂互聯網發展初期的網民形態，一批靠模仿起家的本土科技公司應運而生。
十年前，eBay曾試圖占領中國市場，最后以失敗告終，部分原因可以歸咎于對當年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忽視。那時候，網絡對于中國的小商家還是一新鮮事物，能熟練操作的人并不多。而阿里巴巴是怎么做的呢？馬云成立了一支強悍的銷售團隊，教商家如何在網上買東西，于是，這把火開始在全國范圍蔓延，平臺商家直線上升。同時，馬云基于中國普遍的信任缺失，創新了支付方式——用戶把錢事先轉給第三方，在收到滿意的貨品時再確認將錢款匯入該商家的賬戶。由此，平臺衍生出一套自己的信譽機制。
阿里巴巴等公司一躍成為中國互聯網的龍頭老大，正如微軟在90年代之于美國的輝煌。
移動互聯網的紅利
第一批“山寨”公司的成功不僅為后來者樹立了典范，還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網絡基礎設置，為2.0網絡時代的到來鋪平了道路。2010年前后，移動互聯網興起，美團乘勢殺出重圍。
美團是一個基于地理位置，為用戶提供周邊商鋪打折或優惠信息的移動端APP。公司總部的裝飾耐人尋味：就像步入了熱帶雨林，茂密的綠植穿插在工位之間，白色的霧氣不斷從加濕器上方升騰出來。程序員們全神貫注地凝視著各自的電腦屏幕，指尖不斷傳來啪啪的細碎的敲擊鍵盤的聲音。辦公室顯得很安靜，一切如常，只有懸在程序員們頭上的如四人桌大小的液晶屏上的數字在飛轉，“8309”，“8310”，“8311”……這是美團當日成交量的實時播報。這個公司在過去五年時間里飛速成長，2014年在線交易額達70億美元(約450億人民幣)，2015年預計能突破185億美元(1200億人民幣)。
巨額交易數字背后的操盤手是一位身形瘦弱且說話細聲細語的年輕人，他就是王興，一位連續創業者，曾創辦與Facebook和twitter類似的社交網絡。2008年，他注意到Groupon在美國市場的崛起，認定這是一個新的機會。不過，他并不打算照搬美國這套模式。多年的創業讓他發現了Groupon的一個致命點——每單扣除商家50%以上的收入，這使得商家難以為繼。為了吸引客流，商家不得不咬咬牙持續燒錢，一旦停止優惠，客流量便直線下降。也就是說，靠打折招來的客戶大部分是沒有黏性的。
抓住了這個痛點，王興開始發力團購，他將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如何讓小商家與客戶之間保持長久的聯系，而非一錘子買賣”上。同時，為了讓平臺上所有商家賺更多的錢，他只收取交易額的5%作為傭金。
除此，他盡量延長平臺的服務鏈條。用戶不僅可以通過美團購買電影票，還可以直接在線選座位。“到了電影院，你都不用排隊買票，直接去自動售賣機取票就好了，位置是提前選好的，來晚了也留著。”王興說到。
這看似簡單的服務，卻為美團贏得了三分之一的電影票市場。2014年，美團10%的營收來自影院。
為什么服務經濟會崛起
便捷性是中國城市白領最為看中的需求之一。這些人握著高端手機，穿著歐洲的大牌，用支付寶給出租車結賬，去參加北京藝術區的DJ大趴；用大眾點評預定餐廳，并使用微信的位置分享，讓朋友能快找到聚會點；用美圖秀秀自拍，再做做美化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
服務經濟幾乎占據城市白領消費的半壁江山。麥肯錫數據顯示，2013年，生活服務類消費占據總消費額的44%，2022年，這個數字將增至50%。即使在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休閑消費也并未萎縮，美國美林銀行數據顯示：2015年國慶長假的七天里，票房較上一年增長70%，境外游增長36.6%。而所有這些，包括外賣、剪發、美甲、按摩、叫車、訂票等，都可以通過手機來解決。
如果說在1.0時代，網絡將商品交易搬到了線上，那么2.0時代則是將服務也網絡化了。如今，電子商務在中國規模龐大，而增長的天花板還遠未企及。舉個例子，80%的酒店預定仍在線下完成。人們對于將一切搬到網上充滿了熱情，這其中除了出于便捷的考慮，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網絡讓實體經濟變得透明。
這與美國不同。
“在美國，數百年來的商業環境讓公平、平等和透明深入交易的每個環節，”李開復說到，“但中國不是這樣。比如房地產行業，你想要透明，絕不可能。你想買一輛二手車，對不起，這沒有《消費者報告》(在美國享有盛譽，以對汽車等進行權威客觀評析而著稱的雜志)和拉爾夫·納德(美國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國會于1966年9月通過了《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開啟了汽車召回制度)，只有網絡能砍去中間商的圈層利益，重新構建起良性的交易體系。”
交易不透明只是中國面臨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除此，環境污染、不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城鎮化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都為中國帶來巨大壓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正是因為中國的種種弊病才催生了互聯網服務的飛速發展。
當然，科技創業這股掘金潮也造就了中國市場瘋狂而激烈的競爭：無論什么領域，只要開了個小口，數以百計的創業者便蜂擁而入。相比之下，美國社會的競爭顯得溫和一些，比如，兩大在線出行公司——Uber and Lyft——為爭用戶打得不可開交。可在中國，美團需要干掉3000多個競爭者才能坐穩這個行業。在中國，最后的贏家一定是身經百戰的突圍者。王興就是那個幸存者。
如今，王興還做起了天使投資。他投過一家叫做e代駕的公司，提供酒后駕駛服務。去年這家公司去韓國發展了。“因為首爾是這個世上醉鬼最多的城市。”王興說著笑起來了。
硬件之國
互聯網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而與之齊頭并進還有另一個分支——硬件制造。
中國的硬件擁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優勢。這個國家花了30年成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大大小小的電子電器工廠遍布珠三角，從3人的小作坊到100度萬人的富士康，生產的鏈條完整而豐富。在這里，新的硬件趨勢總是第一時間被獲悉。無論是剛研發完畢的傳感器，還是元器件價格的驟然下降，消息如塵土一般，短時間內便能飛散至各個角落。
“在中國造東西比別的地兒可容易多了，” 韓錚興奮地說到，“因為有深圳這個寶地啊。”
韓錚今年32歲，Zepp Labs的創始人，專注于一款運動追蹤器的打造。這款追蹤器可以追蹤用戶在打高爾夫或網球時揮桿的動作，連接手機后，便可以查看相關數據，并將其與專業選手的數據進行對比，以便找出改進的方向。此外，專業教練通過查看數據，可以為其提供相應的練習。
這位創始人曾取得博士學位，并在微軟研究院工作。一流的公司，穩定的生活，做著可能永遠都不會應用到產品上的研發，他有點乏了。辭職，做一款真正的產品，挑戰風險，為自己造夢。于是，有了Zepp Labs。
Zepp Labs很快拿到150萬美元(約1000萬人民幣)的天使投資，在軟件、算法、設計等一切就緒后，接下來面臨的是所有硬件創業者最難的一步，也是坑最多的地方——找工廠生產原型機以及后期量產，尤其是找到富士康這樣具有多年經驗，能將產品的設計進行完美打磨的廠商，難上加難。
可如今，這一步變得容易了。
Highway1是一家位于舊金山的加速器，隸屬于供應鏈巨頭PCH，它在全球挑選硬件創業者，為其匹配最好的工廠和指導，并承擔其可能出現的風險，降低創業難度。
這樣的加速器并非美國獨有。中國自2010年第一家孵化器“新車間”成立以來，從不同角度、不同環節、不同服務幫助創業者成長的機構開始遍地開花。
在機構里，創業者們頻繁碰撞，小步快跑，再結合孵化器提供的融資、市場、生產及渠道等資源，創業變得更輕了。產品開發者只需將其全部精力放在產品研發、打磨和設計上，剩下的，可以由孵化器對其進行眾包。
除了加速器和孵化器，整個制造鏈條還在不斷衍生出新的周邊服務，創新地解決原有的供需真空。
韓錚的這款運動追蹤器在各種資源的助推下，于2012年入駐蘋果全球零售店，活躍用戶超過30萬。
創業圣城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硬件創業中，論起高潮，還得從京郊的幾棟寫字樓說起。這是小米的總部所在地。其CEO雷軍曾擔任金山軟件董事長，作為創業者，他曾創立卓越網，作為天使投資人，他有過諸如YY這樣的成功案例。2010年，他開始發力一片全新的領域，做手機操作系統，并以新的模式來賣手機，所謂的“饑餓營銷”，新手機將限量供應。這讓粉絲為之瘋狂，網絡迅速被引爆。
“我們做硬件，但我們是用軟件的思維在干這個事。每周軟件都會有更新。”雨果·巴拉(Hugo Barra)，小米全球戰略負責人說到。在小米論壇，粉絲的參與度非常高。開發人員任何一條關于產品更新的帖子都能引發10萬條熱議。
事實上，小米正是通過與粉絲在網絡上的頻繁溝通，了解用戶需求，以此打造引人驚呼的產品。小米手機幾乎以成本價出售，其營收主要來自周邊及附加服務，如耳機、手環、系統換膚等。最終，小米將實現以電商的方式獲取利潤，通過將用戶牢牢圈住，讓用戶在平臺上可以買到從衣食到機票的所有物品。
若從更大的視角去觀望，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萬物互聯王國，從燈泡、攝像頭、體重秤到電視、插線板、空氣凈化器等等，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過手機APP進行控制。一旦用戶買了其中的一件，處于便捷，往往會選擇再買小米的產品。小米打造的是一個封閉的硬件花園，外面是一道圍墻。園子里什么花都有，用戶不用走出圍墻去領略春光。
不過，小米并不參與這些硬件的設計和生產，這些是它的生態鏈企業。小米只需尋找優秀的企業，投資他們，要求他們做出蘋果一樣有設計感的產品。
如今，這個生態系統已經初步建成。再回頭看看谷歌，物聯網里值得一提的也就控溫器Nest和安全攝像頭，除此再沒有布局了，相比小米，落后了幾條街。
如今的中國已經有了跟世界一流科技公司正面交鋒的底氣。“蘋果和三星異常焦慮。”資深業內人士Bunnie Huang說到。(三星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份額為21.4%，而同比2012年其份額為32.2%)在他看來，中國手機的增長還受益于毗鄰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度。這也是為什么小米在海外擴張中首先到達的不會是美國，而是貧窮的印度。2015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印度出貨量達100萬臺。
中國的科技企業在為國外老牌科技巨頭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西方的創業者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了。他們頻繁地飛往中國，在硬件或者軟件加速器里面拜會當地合作伙伴，尋找代工廠。一位法國女士去年來到上海，和幾位中國的程序員合作創立一家電商網站，專門售賣針對高端人群高端酒店的法國紅酒。年輕的美國創業者們在位于深圳的加速器HAX里熱火朝天地討論著設計的細節，這里他們可以更為方便和快速地將圖紙上的產品變成活生生的原型機。中國似乎變成了一座圣城麥加，一個人們可以碰撞出火花的理想之地，正如多年前的硅谷……
工商網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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