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發燒友網報道（文/黃山明）近日，據美國媒體報道，印度政府正在試圖限制中國公司在印度市場銷售價格低于1.2萬盧比（約合1017元人民幣）的手機產品，迫使中國智能手機廠商退出千元以下的低端手機市場，從而扶植本土企業發展。

不過該消息目前在印媒采訪印度政府高級官員口中被否認，并表示當前印度政府沒有限制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市場中銷售低端智能手機的計劃。不過此前印度已經相繼對小米、OPPO等中國手機廠商進行稅務審查，所以此次放出的消息，屬于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在印度市場被“圍剿”的中國手機廠

2010年后，全球迎來智能手機時代，華為、小米、vivo、OPPO、中興、金立、魅族等手機品牌都從這個時間段開始崛起。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南邊，印度市場也掀起了轉型智能手機的浪潮。

印度國內的功能機巨頭Micromax、Intex轉型智能機市場，Lava和Karbonn這兩家初創公司則拿到了巨額風投入局印度智能手機市場。這四家公司也是印度智能手機發展的代表，被外界稱為“MILK”，類似當年中國的“中華酷聯”。

這幾家印度本土企業在市場中不斷發力，2015年，Micromax印度市場份額達到17%，僅次于三星的25%，位列第二。到了2016年，Micromax更是一舉擊敗三星，成為印度本土第一，四大本土品牌份額加起來達到42%，三星縮水至23%，這算是印度手機最輝煌的時刻。

值得注意的是，Micromax盡管作為印度本土品牌，但手機卻基本由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以及韓國代工，這也為印度本土品牌的失利埋下伏筆。

2014年，隨著印度智能手機市場開始對外招商引資，許多中國品牌入駐印度市場。到了2017年，印度市場手機銷量排名變為三星（28%）、小米（14%）、聯想（10%）、OPPO（9%）。印度本土品牌全部跌落前五，這種格局至今都未改變，區別只是小米從第二變成了第一。

這種情況從2017年底開始改變，印度連續提高手機整機進口關稅，逼迫手機廠商在當地生產。到了2021年下半年開始，印度更是開始以各種理由打壓中國企業，印度電信部更是要求中國手機廠商如小米、vivo、OPPO、一加等提供手機和組件的數據與細節。

此后，印度企業事務部著手審查了超過500家在印中企的賬目，華為、中興、小米、OPPO、vivo紛紛中招，華為印度業務首席執行官李雄偉更是被印度官方發布了類似于邊控的措施。

今年1月份，印度財政部表示，將向小米追繳2017年4月1日-2020年6月30日期間所欠的65.3億盧比的稅款（約合5.5億人民幣）。4月底，印度反洗錢執行局又以小米非法匯款給國外實體的理由，扣押其印度子公司銀行賬戶555.13億盧比（約合46.9億人民幣）的資金。

7月份，印度執法局凍結了vivo及其關聯公司價值約46.5億盧比（約合3.9億人民幣）的資產。同時，印度財政部又發文稱，發現OPPO逃避關稅近439億盧比，并已通知其盡快繳納稅款。

為此，從華為剝離出來的榮耀公司已經表示，目前該公司團隊已經撤出印度，未來將以更穩妥的方式開發印度市場。

此次有傳言再次針對中國智能手機，雖然有印度高級官員表示，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沒有考慮這樣的提議。但有行業人士認為，印度方面希望能夠重振印度本土品牌，但由于這些公司大多沒有規模制造能力，在營銷能力上也非常欠缺，很難與中國同行進行競爭。

“急功近利”的印度市場

印度方面也不單單只是針對手機企業，從2020年開始，印度便發布了外商投資政策修改通知，要求來自印度陸地邊境接壤國家的投資者均須通過政府審批。而這惡劣的營商環境也并非一天造就的，此前印度市場便已經表現出了這一“特質”。

由世界銀行所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顯示，印度營商環境排在全球末位。一個原因在于印度對外資的監管復雜多變，并且由于其內法治環境不健全，導致隨意性很強。外資進入印度，不僅要遵守印度的成文法，同時也要遵守印度法院判決中所確立的原則，這就導致印度法律極其繁瑣，且復雜多變。

其次，印度的勞動法與稅法同樣非常復雜。不少外資企業看中了印度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印度雖然制定了《勞動法》，但各個邦也有自己的具體規定，并且很多時候與法規相悖。

同時印度市場政策延續性很差，經常變動。比如在2014年印度為了引進國外手機廠商，將電子產品的進口關稅降至5%，隨著中國企業進駐以后，印度很快便將稅收提升至20%。

此外，印度市場經常做出打破商業常識的事，比如印度喜歡對國際企業進行回溯征稅。一個例子是2007年沃達豐轉讓案，由于轉讓公司的主體設立在開曼群島，避開了印度所得稅法規定的轉讓印度公司股權需要在印度納稅的條款。

但印度稅務局建議國會專門修訂了所得稅法，規定間接轉讓印度公司股票也需要向印度納稅，并且從1961年開始追溯50年。此前小米、OPPO、vivo等都遭受到了類似的待遇。

并且印度的征稅非常突然，比如在2020年，印度便宣布對其國內提供數字服務的國外企業征收2%的數字稅。

此外，印度的繁瑣稅務不僅針對中國企業，如亞馬遜、富士康、諾基亞、IBM都吃過苦頭，可口可樂、IBM、通用、谷歌、福特等，更是宣布從印度市場撤離。

最離譜的在于印度的《敵方資產法》，這項由1968年便實施的法案規定，任何屬于敵人、敵方實體或敵方公司或由以上對象管理經營的財產，印度政府有權沒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法律并不只用于戰時。2018年，印度重新修訂了該項法案，針對那些已經移民至中國或巴基斯坦并已經在當地取得公民身份的印度人，其目前仍滯留在印度的資產就可以被視為“敵方資產”。

這也是為何每次中印沖突時，位于印度的中國企業都表現得非常緊張，借用榮耀CEO趙明的那句話，“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

印度轉型制造業大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的戰略，表示要將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從15%提升至25%。但本土制造業太弱，想要發展，只能從外部找刺激，這也是為何中國智能手機廠商紛紛入駐印度市場的原因，除了看中印度廣闊的市場，同時還受到了印度方面的邀請。

但未曾想，印度本土制造業如此孱弱。以手機市場為例，從2017年開始，市場便基本被中國企業和三星占據，其最大的本土手機品牌Micromax份額更是降至不足1%。

Counterpoint Research數據顯示，2018年的印度手機市場中有一半是以SKD（半散件組裝）形式進口的，而CKD（全散件組裝）則為34%。預計到2019年底，CKD將達到2/3，其中1/3為SKD。

當然，海外的制造產業入局，包括近幾年全球電子產業鏈的轉移，讓印度的制造業有了一定的起色，但仍未徹底扭轉印度本身電信基礎弱、基建水平差、工業底子薄的市場環境。

有數據顯示，當前印度的各項經濟指標，如GDP、石油電力、汽車生產基本處于中國2004年的水平。但印度的朝令夕改以及惡劣的營商環境，都為印度的制造業轉型蒙上了一層陰影。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對此評論，印度有長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這阻礙了其采用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在經濟上，這些傾向導致印度高度重視保護本土產業。與此同時，印度的保護主義傳統導致了持續至今的高關稅，以及印度不愿生產西方公司從中獲取大部分利潤的勞動密集型產品。

相比之下，中國承接國外制造業，對外資友好的態度以及政策持續性維持了30年以上，而印度讓外資進來不過3、5年便開始卸磨殺驢，這種環境下，又如何讓外資大力投資助力印度發展制造業呢。長此以往，印度離制造業強國已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