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韓國“梨泰院事件”，已經過去快一個月了，一度甚囂塵上的討論、憤怒，如今都已經沉寂，只留下傷者和亡者親屬，還帶著無盡的悲傷與痛苦繼續生活。

對還不知道該事件的讀者簡單介紹一下。“梨泰院事件”是10月29日，在韓國首爾龍山區梨泰院一帶，發生的大規模踩踏事故。由于多達10萬人——大多數是十幾歲和20多歲的人——涌入，有人摔倒后造成了“群體崩潰”，導致150多人死亡。

這一災難震驚了全世界，相關事故原因的分析文章有很多，比如著名的“五問”，大家可以自行去找找，這里就不贅述了。

在此刻舊事重提，是源于我們的兩個擔憂。

一是，該事件暴露出了發達國家及其城市化的經驗，似乎無法再被“奉為圭臬”。由于城市化完成較早，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的城市管理經驗，往往被后發現代化國家作為參考，比如南非國際事務研究院曾發布的一份報告就提到，非洲國家越來越認識到數字化的重要意義，而韓國在實施智慧城市治理方面擁有豐富的知識和成功經驗，未來可能在技術方面展開合作。而“梨泰院事件”并不是孤例，2021年11 月5 日美國休斯頓Astroworld Festival音樂節吸引了5萬人參加，也發生了大規模踩踏傷亡，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公開向八名遇難者的家屬表示哀悼。這些現實讓我們意識到，發達國家的大型城市也在大規模群體安全危機時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

（2021 年 11 月 6 日休斯頓取消天文世界節的路牌）

二是，中國城市率已達到60%以上，智慧城市、城市精細化治理也推行了多年，而對于踩踏、重大慶祝活動、節日聚會等突發事件，一些城市或城鎮還只能靠“人拉肩扛”、增加警力等傳統方式應對。一些已經落地的信息技術、智能手段，在交通管理、政務流程、市民服務等方面發揮了作用，但是還不能全面覆蓋到各類碎片化、突發性的場景上。如何運用數字化、智能化手段來更好地進行人群管理，這是中國建設現代化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

正如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說：城市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文化磁體和容器。人們懷著向往聚集到城市，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成為潮流。目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超過了農村人口，進入了“城市時代”，用舉世矚目的速度創造了城市化的奇跡。那么，已經進入“智慧城市時代”的中國，能否提供一個由科技驅動城市自治、城市善治、城市協治的范本呢？

在得出結論之前，我們還是先從“梨泰院事件”說起，聊一聊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城市化，也難以防范“人群崩潰”帶來的群體安全危機。

風險城市：不可規避的城市化困境

如果大家看過一些分析“梨泰院事件”或歷史踩踏事故的文章，可能都會得到一些直接的答案，比如：過度擁擠、無人管理、道路狹窄等。

這些確實是災難的誘因，但僅僅停留于此，似乎對于未來防范這種災難無濟于事。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聚集性風險的普遍存在。城市化的高聚集和強流動性，決定了一旦遇到各類重大慶祝活動或節日，就必然會引發人群聚集，導致較大的危害范圍和治理難度。庫哈斯在《癲狂的紐約——給曼哈頓補寫的宣言》一書中寫道，“曼哈頓的建筑是一種擁塞的開拓之范型，曼哈頓已產生自己的大都會都市主義——擁塞文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生活天然地具有“擁塞風險”，需要更智慧的治理來降低風險。

其次，城市文化活動的不可替代性。文化活動，是城市形成多樣化、差異化的軟實力，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內華達州的火人節、日本東京大阪的花火大會、泰國清邁的水燈節、中國南京秦淮河畔的元宵燈會、上海外灘的燈光秀、韓國年輕娛樂文化的慶祝盛典，以及各種各樣的音樂節、動漫節……這些活動本身就是城市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是城市吸引人群遷入的要素之一，是很難徹底取消的，而大型活動要素復雜，風險多樣化，治理難度更大。

此外，聚集性風險的不可預測性與防范手段的滯后性。既然已經知道城市內舉辦大型活動有群體風險，那么事先防范、活動報備，能不能減少人群密集導致的踩踏風險呢？當然是可以的，但投入的成本往往也是極高的。這是因為，踩踏事故等突發群體安全事件，往往都有不可預知性、瞬發性，有任何一個細節沒有考慮到，都有可能使預案失效。

城市突發公共事件的研究中，有學者提出了一個“社會燃燒理論”，指的是因城市群系統秩序逐漸從有序朝無序方向變化，就像可燃物遇到“點火物質”一樣，在助燃劑的催化下爆發。而我們看到，大型聚會是很常見的，通常不會造成嚴重的安全事故，而歷史上的嚴重安全事故都是由突如其來的“點火物質”導致的。比如1988年，尼泊爾球場的踩踏事件，是由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2003年美國芝加哥E2俱樂部的踩踏，導致21人死亡，是保安在制止斗毆時使用了氣味刺鼻的辣椒噴劑，引發群體恐慌；2013年印度中央邦的一座寺廟中，突然傳來“橋梁即將倒塌”的傳言，人們在恐慌中四散奔逃，最終造成115人死亡。

也就是說，當風險成為現實、“點火物質”觸發之前，我們甚至不知道風險到底是什么，又何談防范呢。因此，相關政策的優化，也往往都具有滯后性，比如城市化較早的英國，1883年6月16日，英國桑德蘭市在觀看演出時發生踩踏，導致183名兒童死亡，隨后英國議會通過法案，規定所有的公共娛樂場所都必須使用安全逃生門。然而此后的1989年4月，又發生了英國希爾斯堡球場慘案，96人被活活擠死。

更進一步，當有了準備預案之后，人們就會傾向于認為，這種災難沒有那么嚴重，不會造成太大損害，從而又會輕視或忽略對潛在威脅提前采取有效措施，這就是“準備悖論”。以“梨泰院事件”為例，韓國其實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道路和人流管制措施，但萬圣節當天，踩踏事故發生時只有兩個警察在街上巡邏。危險發生后的20分鐘后，才有第一批警察趕到現場。而韓國有關官員也已經承認了管理問題并公開道歉。

而這些安全事故發生后，除非有具體的主辦方能夠追責，如果是自發聚集的慶祝活動，是很難找到責任方的，苦果只能由傷亡者及其親屬自行咽下。

很多媒體文章都分享了一些參加活動時的安全保護措施，比如出發前查看天氣預報，預判人群是否會激增，最好不要單獨行動，穿上鮮艷可識別的衣服以便找尋，保持呼吸空間以避免缺氧而昏倒，將手臂抱在身前以避免擠壓……

可是，難道城市生活的聚集風險只能由個人來預判和消化嗎？安全關系到城市居民的幸福程度，是城市治理中必須考量的首要問題。

雖然被動響應是“馬后炮”，但城市管理者必須且應該從以前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并不斷完善和制定更有效的解決方案，構建突發安全事故的預警和響應機制，最大可能地保障市民安全。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發達國家的大型城市形成更早，是不是照抄其城市化作業就足夠了呢？

拿魚不如學漁：現代化城市的弊病與失敗

僅僅一兩年的時間，我們就看到美國、韓國的相關官員出來，就踩踏事件傷亡向公眾道歉，這或許是一個提醒，當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見賢思齊”、向先發現代化國家看齊的時候，也要同時意識到，這些城市也并不是完美的，也存在尚待解決的弊病和問題。

第一，現代主義城市化的創新缺失。當今大型城市的形態、格局，本質都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念的產物。其特征就是以鋼筋混凝土、鋼鐵為標志的現代建造技術，以汽車、火車為標志的現代交通系統，追求極高效率的城市空間布局，根據現代經濟活動的功能對城市空間進行劃分。這種現代主義規劃模式，也是很多發達國家大城市居住環境混亂、治理結構復雜、空間規劃不科學、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城市治理效能低的根本原因。

“以人文本”的城市化，需要新的理論創新。

第二，自由主義導致的治理難題。韓國“梨泰院事件”發生之后，大眾驚愕地發現，這場萬圣節活動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者，因此對于事故“沒有人必須承擔責任，所以沒有人承擔責任”。這并不是獨特現象，發達國家的很多城市都在推行自由主義治理，不希望政府過多地參與干涉民眾活動。

因此，盡管這些城市都發展出了一套成熟完備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治理體系，以及強有力的突發事件治理核心機構，比如東京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面對多樣的城市突發事件、建設迅速并且正確應對的全都機制”，紐約市曾在“9·11”襲擊中有著出色的反應能力。

但對于自發聚集活動，政府的約束力是比較弱的，這也使得在“點火物質”被助燃之后，很難在第一時間調配充足的資源展開救援。

第三，早期信息化帶來的路徑依賴。我們知道，數字技術在現代城市治理中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感知、分析、預測、預警……通過在城市中部署傳感器、智能攝像頭、城市大腦系統等軟硬件，提高城市對事故風險的感知能力、預警能力、調度能力，可以很好地將“事后響應”轉變為“事前響應”。

比如沙特政府為麥加引入了一整套高科技的踩踏預防體系，可以對人流擁擠程度進行預警，以降低朝圣人群的踩踏事故風險。中國有的城市則推出了“電子圍欄”來監測人流量，通過記錄分析手機信號進入圍欄的數據，對人群密集度進行實時預測并采取響應預案。

歐美等發達國家當然也在積極推進數字城市建設，比如歐洲的“未來城市聯盟”，就通過將市民企業的各種活動都上傳到數字系統中，在云上進行一體化協同。硅谷、多倫多更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典型。與此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由于大量發達國家城市早前已經完成了較為成熟的信息化改造，并且在個人數據、隱私保護等方面有著極為苛刻的限制，而智慧城市離不開數據的互聯互通共享，這就導致無法充分釋放AI技術優勢。

因此，今天我們審視城市弊病、思考智慧城市建設，會發現有許多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如何應用好智慧技術來讓城市生活更安全、更美好，這是中國城市面對的新賽題，也是一道必須答好的難題。

那么，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設，是否能讓中國城市在人群科學領域，拔得頭籌呢？

城市數字文明需要怎樣的基石？

中國開展智慧城市建設由來已久。2010年，寧波市出臺了建設智慧城市的決定，成為第一個在政府層面全面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的城市。隨后，北上廣深等各省市都提出了相應規劃，201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的“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前三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就達到290個。

那么，十年筑城，成效幾何？

從群體聚集等突發安全風險的應急治理能力來看，相信每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很多變化：以前各部門都只能靠內部系統和數據來決策，不同部門的數據交流和溝通時效都不高，但現在已經能夠基于城市大腦的統一管理和全局指揮，多部門可以快速協同展開部署和救援。智慧城市系統對特殊節假日、異常氣候等進行建模，識別影響因素，并進行風險分析，提前規劃、預警并管理人群聚集和移動的區域，這些都減少了聚集風險。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目前智慧城市管理的風險控制和應急治理水平，還沒有達到大眾所預期的水平，近年來由于特殊天氣，如特大暴雨、地震等，以及特殊事件，如公眾人員傷亡、自殺、火災、突發疾病等緊急情況下，城市救助系統的協同響應能力還有待提升。

要找到解決方案，我們需要總結一下，上一階段智慧城市建設的經驗和思考。

目前來看，國內的智慧城市建設，還有幾個環節有待優化。

一是數據能力。一些智慧城市的解決方案，都需要引入機器視覺技術來采集和分析數據，很多城市在數字化建設中更希望降低成本，即“利舊”，在原本布控攝像頭的基礎上架設軟件，但問題是很多傳統攝像頭清晰度不高、缺少端側計算能力，原始數據質量不高。另外，預判人群活動趨勢需要多個數據源進行綜合分析，比如堵車、天氣、手機導航等等，這就需要數據能夠在統一平臺上互聯互通、協同共享，建立這樣的大數據體系往往是“一把手工程”，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另外，視頻圖像數據規模較大，僅靠邊緣計算很難馬上進行運算和處理，但有的城市基礎設施不理想，5G或核心網的升級還沒有完成，數據上傳到云端分析的時間很長，等決策者拿到分析數據可能事故都已經發生了。

二是應用能力。智慧城市要擁有智慧，自然要用好數據，但怎么用、用在哪里、解決什么問題，是一個非常考驗管理者智慧的事情。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到，“城市……問題是處于有組織的復雜性狀況中……它們往往具有數個甚至數十個變量，都在同時變化且以微妙的方式相互關聯”。簡單來說就是，城市中技術的應用場景是非常碎片化的，影響因素也是非常多的，而數字化、智能化技術體系又往往有著較高的復雜性與理解門檻，如果城市管理者不具備相關技術知識或技術預見力，很容易忽略一些“隱秘的角落”。

城市技術場景究竟有多碎片化呢？有個智慧交通解決方案的初創公司技術人員告訴我們，僅僅在智慧交通這一個領域，就存在大量尚未被解決的細分場景，比如低等級農村公路的養護數據分析和病害識別，車輛識別會細分到車牌識別、顏色識別、瑕疵識別、車內物品識別、人車合一身份識別等等。交通隱患的主動監測，要細分到卡口、路面、駕駛人、指揮中心、一線交警等各個端口，這些環節都完成數字化，才能實現快速取證、準確分析、事件快速處置的綜合執法體系。

具體到韓國“梨泰院事件”這樣的群體聚集事故，往往需要廣覆蓋的城市數據采集體系，分階段（流入、循環、流出）的算法建模，識別哪些因素決定了群體風險，進行風險分析，了解各類地點的人群聚集、移動、疏散規則，計算空間的安全容量，預測人群流動，才能設計出有效可用的風險控制系統。這是一項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優化迭代，而群體事件往往又具有突發性和偶發性，真實數據和場景不足，又給落地驗證出了道難題。

三是協同共治能力。說了這么多，智慧城市只是軍師和智囊，畢竟現階段還沒有城市能夠用機器人替代警力，那么問題來了，現實中的應急救援最終是要靠城市各功能部門的協同聯動去完成的。而有了智慧城市系統，并不一定意味著各個管理部門已經形成了多元協同共治的應急合力。

當前，很多城市的治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一元管控”的中心化思維，很多部門自身也定位于“被管理者”的身份，主動參與不足，這就令應急決策要經過層層傳遞。這種情況就造成了明顯的矛盾：上層對細節關注不到、力有不及，執行層缺乏宏觀視角、難以有效行動，進而綜合影響了應急治理的效能。

說了這么多，我們相信，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必將從“大干快上”，進入“精益求精”的新階段。在各個環節上更進一步充實、完善、優化，讓數智技術真正作用于城市。

中國有句古話，叫“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歸根結底，城市的本質是為人服務、以人文本，我們期待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能夠化數字為文明、化危機于無形，這將是人類城市化所追求的最高的“善治”。